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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irst encountered Atom in my college year back in 2010s. At the time, my old understanding of editors were things like Notebook++. I also had my first forays into console-based editors and the Linux eco-system, like emacs and vi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pectrum, there were IDEs like Visual Code Studio for C++, or Eclipse for Java (IntelliJ was still unknown to me).

Out of these products, Atom appeared as a godsend. More powerful than Notepad++, capable of switching between files in a project. While keeping things simpler and not impose a build system like IDEs. This stroke the perfect balance for college class projects, especially Python and Web programming projects, which were no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n IDE anyway. It was slick, powered by the beautiful Electron interface that gave it an almost futurist look compared to normal applications that have to use the design component of the OS (shell) and conform to their design language. And just as the name suggested, Electron enables Atom, and Atom was the killer project that proved Electron’s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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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anisław Lem

英文翻译者:Antonia Lloyd-Jones

英文翻译 from MIT Press

从英语翻译至汉语:8zu

汉语进化程度:高

这篇Lem在1964年写的故事第1次以英文发表(大概也是第1次翻译成汉语),讲的是1个精神病院里的科学家的故事,他提出太阳是活的理论

我现在坐在1个上锁的房间里写作。 门没有门把。 窗户不能打开,是用不会破的bōlí做的。 我试过了。 不是因为我想逃或是发怒,我只是想确认。 我在1张核桃木桌子上写作。 我有很多纸张。 ta们让我写作。 虽然没有人会读我写的东西,但我还是写着。 我不希望孤独,我也不能读书。 ta们让我读的东西都是谎言,字母在我眼前乱跳,我就没耐性了。 那些书的内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自从我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ta们把我照顾的很好。 早上我可以泡澡,水是温暖的或微温的,带着微妙的香气。 我学会了怎么辨认星期第几天:星期2与星期6,水的味道是薰衣草;而其他天味道是松树林。 然后是早餐与看医生。 其中1位新人医生(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不是因为我记忆出了什么毛病,只是因为近来我试着不去记不重要的事情)对我的故事感兴趣。 我给他讲了2次,完整的。 他用录音带录了下来。 我猜他让我重复1次,是为了比较2次的说法,检查哪些部分一致。 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也说细节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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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自Monthly Review

商品链条与「生态疫病经济危机」

John Bellamy Foster, Intan Suwandi

COVID-19前所未有地突显了资本主义造成的相互关联的生态、流行病与经济的弱点。 随着世界进入21世紀的30年代,随着体制的结构危机的达到全球规模,我們看到灾难资本主义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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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原始報紙版本掃描: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usa/pubs/black-panther/index.htm

後來的文集版本,跟原始報紙版本略有出入:https://caringlabor.files.wordpress.com/2010/09/hilliard-ed-the-black-panther-party-service-to-the-people-programs.pdf


引言

參議院水門委員會的聽證會揭發了一場企圖給尼克松屬於國王的神聖權力的陰謀政變。這起陰謀破壞了我國的共和政府,危害了我國在造福於世界的潛力,並嚴重威脅著全人類的和平與進步。

這起陰謀最危險的部份是它濫用「行政特權」原則,用以把權力鞏固到總統手中。對美國人民而言,這樣的後果,是公然侵犯了我們的基本民主權利,生活成本不斷攀升,是資方的利潤不斷增加,是全國各地少數民族有限的勝利被推翻,是社會福利的全面崩潰,是一個不人道且沒有靈魂的社會。

美國在海外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擴展與鞏固,把美國總統變得比史上任何國王或暴君都更加強大。這個過程欺騙了美國人民,使我們成為美國帝國建設者的共犯。還迫使我們通過高昂的稅收來替帝國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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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中國時的毒藥與過激反應

原文 Made In China Journal
Ivan Franceschini, Nicholas Loubere
2020年7月7日


譯:這篇文章的中心主題是 Whataboutism。這個詞來自於美蘇冷戰期間,蘇聯官僚針對美方的批評,常常無話可說,最終訴諸於「那美國的____又怎麼說呢?」(What about…)這樣的反詰。因此這個詞可以翻譯為「那又怎麼說主義」(如維基百科),但是顯然七個字的詞對漢語來說實在很拗口。另一方面,這個詞的詞義關鍵在於比較與反問,我試了幾個更簡短的版本:「如何」「又怎樣」「」

滕彪似乎也不滿意這個詞的現有翻譯,所以他把它譯成「比爛主義」,有點巧妙。「比」對應了比較的意思;反問的意思雖然沒有直接對應,但「比爛」而不是「比好」也傳達了這種比較是負面的意思。一個可以挑剔的地方是把 -ism 不論用法直接翻成「主義」是一種常見的誤譯,-ism 在這裡翻成「~論」更好。

另外,邏輯謬誤裡面有一種叫「訴諸偽善」,也叫「你也一樣」謬誤,來自於拉丁文的 Tu quoque。在語義上與 whataboutism 也很相近。

最後,魯迅在《外國也有》這篇文章裡也發明了一種「臭蟲論」,他的意思跟 whataboutism 也有相近之處。

看了這些其他的表述以後,我自己會想把它翻成「你也論」。這個翻譯在表面詞意上可以傳達出反問與比較的含意,也基本直接對應 Tu quoque 謬誤。


「如果人們真的在乎奴隸制,他們應該立刻去當地的中國領管要求中國釋放法輪功跟維吾爾人」
2020年6月15日 一澳大利亞記者推文道

「別管 #StandWithHK 了,現在我們該 stand with #Minniapolis (明尼阿波利斯)」
2020年5月29日 一中國記者推文道

這些推文反映了人們討論中美政治時一種長期毒害公共討論的頑疾:「你也論」(whataboutism)。最近美國各地爆發了反對警暴和種族主義的抗議。社交媒體平台有很多聲音指出美國政府譴責中國政府在香港的行動是多麼虛偽:如果美國政府連自己國家的社會動盪都沒法處理好,那美國政客有什麼立場去對一個前英國殖民地說三道四?同樣,美國政客譴責新疆維吾爾人的大量監禁時,他們又怎麼能無視自己的道德的淪喪,例如美國監獄制度的慘況、美墨邊境的大規模羈押、以及美國率領的反恐戰爭引起的災難?話又說回來,既然有香港與新疆的情況,那麼任何與中國政府哪怕稍微有一點關係的人,又有什麼立場評論美國的抗議,或是美國對邊境拘留中心移民的迫害?

你也論當然不僅出現在中美之間的辯論,而是幾乎應用在當今的所有政治問題。在我們之前,已經有人指出這種論述的毒害作用。流亡美國的中國人權律師滕彪在最近一篇社論中[1]說,不斷比較中美之間的議論已經變成一種「病毒」。滕彪以2020年初,中美政府用彼此媒體的報導互相攻擊為例,提出了很有說服力的論述,即毫無意義的比較毒害了這場對話。他區別出兩類的比較是成問題的:一是流於表面的相似處,二是典型的你也論或「比爛主義」。滕彪舉例:「你說中國腐敗嚴重,他說美國也一樣;你說中國對維吾爾和藏人搞文化滅絕,他說美國過去殺印第安人與奴化黑人;你說中國搞跨境綁架,他們說美國打伊拉克。」

雖然對中國與美國的批評完全有可能同時成立(當然,兩邊都錯不代表任何一方就可以原諒),但是滕彪悲觀的判斷是正確的:當前的中國辯論陷入了膚淺的比較、虛假的相似、以及比爛的詭辯。你也論的病毒至少產生兩種症狀。一方面,它讓人麻木:如果任何批評都只是虛偽,那麼還有什麼意義繼續辯論下去呢?誰才有資格發表批評呢?另一方面,它模糊了更加根本的相似性,使人們更難看清國與國之間實際的共性。這些共性是晚期資本主義階段的全球經濟的組成中固有的。你也論的蔓延不管只是因為被感染者的思想太過狹隘,還是有利益相關的勢力有意的散播,結果都是一樣的:受害人被變得被動而短視,見樹而不見林,使有意義的討論難上加難。

這還沒完。在中國的討論中,你也論的蔓延同時引起了一種強大的,表現為其正反對的過激反應:排斥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任何相似性。這一種論述可以看成一種本質主義,因為它通常把某些特定時空背景下的性質強調為該事物的「本質」。這種思想讓人回想起一百年前中西方盛行的「中國民族性」的議論。過去的議論主要圍繞種族,而今天的本質主義論點主要是說:中國的威權主義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相比,因為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如果有人暗示中國跟外國可能存在共性,那都必須立即被打成「你也論」或「道德相對主義」。

本質主義造成一種短視。常見的表現是,有人說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看的時候,短視的人會出現自以為是的憤怒。因為從他們的視角看,自由民主制與專制政權之間不能有任何聯繫、交融或相似之處。中國只能孤立的分析,而且任何問題的本質都必須歸結到中國共產黨的威權主義。如果有外部參與者,例如外國政府、跨國公司、大學等,那麼他們必須看作被是中共親手腐化,而不是反映某種更普遍的制度問題。所以,美國總統川普表態支持新疆的教育營才會讓他們大驚失色。對於你也論反應最極端的人,甚至會指控那些試圖探求中國與外國共性的人是親中分子,或是無意識對威權主義鸚鵡學舌的有用蠢材,或是蓄意幫助威權破壞民主的壞份子。不用說,這種反應會讓一切對話無法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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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必須向使議會山丘自由的人們致以敬意,這個訴求的列表是很詳細的。我們的訴求不只是簡單的結束警察暴力。我們向市議會與市長(不管是不是換成)要求這一系列改革,不僅是為了西雅圖市文化與歷史的進步,同時也是為了緩解市民的困難。這份文件所表現的,是在12街與Pine街經過9天的和平抗爭,並每晚忍受西雅圖市警的襲擊以後勝利的黑人們的心聲。這些語言來自2020年6月8日,那個晚上。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把這些訴求分為四個分類:司法、醫療與福祉、經濟、教育。

有鑑於當下的重要時刻,我們從針對司法的訴求開始

一,沒有任何改革可以挽救西雅圖警局與其附屬的法庭系統。我們要求的不是改革,我們要求的是解散。我們要求市議會與市長廢除預算並將市警局與其附屬的法庭機關解散。這代表的是刪除其100%的預算,包括警察的退休金。同樣重要的,我們要求市政府禁止ICE(移民警察)在西雅圖市內活動。

二,從現在到廢除西雅圖警察機構之間的這個過渡期間,我們要求完全禁止使用武器。禁止槍枝、警棍、防暴盾牌、化學武器。尤其不允許用來對付行使美國第一憲法修正案賦予的抗議權的市民。

三,我們要求終結「畢業即入獄」的現象,廢除青少年拘留所。讓年輕人出獄,警察滾出校園。我們同時也要求現在正在建造的少年監獄移作他用。

四,我們要求,不由市政府,不由州政府,而是由聯邦政府啟動一個針對西雅圖市與華盛頓州內警察不當行為的調查。並且重啟所有提交給警察問責機構的調查檔案。我們尤其要求那些西雅圖與華盛頓州有關,而沒有得到公道昭雪的案子重新調查,即 Iosia Faletogo 案Damarius Butts 案Isaiah Obet 案Tommy Le 案Shaun Fuhr 案,以及 Charleena Lyles 案

五,我們要求對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必須賠償,方式待定。

六,我們要求西雅圖市把參與暴力行為的警員姓名寫進公開檔案。作為公共服務的人員不應該有匿名權。

七,我們要求重新審判所有在監獄因為暴力犯罪服刑的有色人種,陪審團必須由其自身族群的同胞組成

八,我們要求把抗議行為除罪化。並大赦所有抗議者,尤其是參與了「喬治佛洛伊德起義」反對先前佔領這塊地方的恐怖組織,即西雅圖市警的人們。這包括立即釋放所有6/7(星期六)晚上到6/8(星期日)凌晨在11街與Pine街被逮捕的抗議者,以及在過去兩週的起義中被逮捕的抗議者。例如 Evan Hreha,他只是錄下了警察往一個年輕女性臉上噴胡椒噴霧,現在就被拘留。

九,我們要求西雅圖市政府與州政府釋放所有因為大麻相關原因服刑的人,並抹消所有一切相關起訴。(譯註:2013年開始華盛頓州通過了大麻合法化)

十,我們要求西雅圖市與州政府釋放所有只是因為拒捕而沒有其他罪名而服刑的人,並抹消這些起訴。

十一,我們要求服刑人必須有完整不受限制的投票權。華盛頓州必須通過法律,否定聯邦不允許重罪犯投票的法律。

十二,從現在到解散警察局與附屬法庭期間,我們要求中止警察的起訴豁免權。

十三,我們要廢除監獄刑。但尤其是廢除少年監獄以及私人營業,以獲利為目的的監獄。

十四,我們要求廢除現有的司法體系後建立一個以修復/轉型為目標的,可問責的機構,以取代監獄。

十五,我們要求給予人民自治權制定地方性的,防止犯罪的體制。

十六,我們要求西雅圖警局從現在到其解散期間,把其失物招領庫房清空。歸還市民的財產。

十七,我們要求給所有受到西雅圖警局與華盛頓州的獄卒性騷擾與性暴力的人討回公道。

十八,我們要求從現在到解散警局期間,每一個西雅圖警察不得關閉身上安裝的攝像頭。同時,每一個警員身上的攝像頭的錄像都應該作為公眾容易查閱的公開紀錄。

十九,我們要求西雅圖警察的預算重新分配給:

  • A. 市民的公共醫療
  • B. 免費公共住房。因為住房是基本人權而不應該是特權。
  • C. 公共教育,以減少每個班級的人數,並給教師加薪。
  • D. 無證移民的歸化服務(我們要求使用「無證移民」這個稱呼,因為沒有人是非法的)
  • E. 一般的社區建造,如公園等。

我們同時要求以下經濟訴求受到重視

一,我們要求停止西雅圖市的仕紳化過程。首先是實施租金管制。

二,我們要求恢復給藝術與文化項目的市預算,以重建曾經輝煌的西雅圖市的文化認同。

三,我們要求給華盛頓州民免費的大學教育。因為教育對經濟成功的影響非常大,且與此相關的貧困情況極大地影響有色人種同胞。這是對這個州與國家的黑人的一種賠償。

四,我們要求從現在到警察解散期間,禁止警察進行所謂「清掃流浪漢」的行動。因為這只是在打擾我們露宿街頭的鄰居們,把ta們到處趕。同時我們也要求禁止強制將人逐出租房。

五,我們要求制定一個去中心的選舉制度,使西雅圖市民更方便選舉公職人員,而不是到了投票站才得在一些一樣爛的人選之間選擇。目前存在許多阻止工人階級參選的系統與政策,這些都必須廢除。首先應該廢除的就是任何參選公職的申請費。

與經濟訴求相關的是,我們也提出在此正式稱作「醫療與福祉」相關的訴求

一,我們要求西雅圖的醫院與療養設施雇用黑人醫生與護士,來幫助黑人病人。

二,我們請求西雅圖市民支援黑人的生意。你們的錢是我們的力量,使我們持續下去。

三,我們要求市政府建立一個獨立的由精神衛生專家組成的服務體系,以出動應對有關於精神問題的911報案電話。我們堅持要求這個機構的所有工作人員必須經過一個完整、嚴格的消解衝突的訓練。

最後,針對西雅圖市與華盛頓州的教育體系的訴求

一,我們要求華盛頓州的教育學程給予黑人與美國原住民的歷史更大的關注。

二,我們要求法律規定所有教職、醫療與媒體崗位必須通過嚴格的反偏見訓練

三,我們要求西雅圖市與華盛頓州移除所有美國南方邦聯人物的雕像。這些人背叛美國,企圖把奴隸制變成美國的永久制度,是全人類的恥辱。

由 @irie_kenya 與 @AustinCHowe 抄寫。尤其感謝 Magik 倡議且主持形成這個列表的討論。感謝 Omari Salisbury 提議把訴求分類。也感謝 Kshama Sewant,她是唯一一位願意與自由議會山丘人民對話的西雅圖民選官員。

雖然我們以西雅圖人民之名解放了自由議會山丘,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們是站在曾經從 Duwamish 族人手中竊取的土地。他們是西雅圖地區的先民。他們的其中一位弟兄,北邊的 Nuu-chah-nulth 部落的 John T. Williams 在 10 年前也被西雅圖市警殺害。

Black Lives Matter。日復一日。

(本文大部分改写自Vincent Kolo同志的文章,经过改写润色(还有特殊处理规避审查)后发表在微博,这里是备份)

近一个世纪前,中国工人阶级和年轻的共产党在大本营上海遭遇了一次可怕的失败,这起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1920年代中期,年轻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爆炸性的势头。当时工人阶级在上海和广州都有十足的力量可以跟军阀分庭抗礼,如果有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中国工人阶级本有机会像1917年俄国工人那样一举夺取政权。但一心巩固苏联的斯大林官僚们带领中国工人走的道路,与1917年列宁的道路完全背道而驰,最终导致残酷的失败。

如果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本有机会扭转世界的历史,有机会重新振作经受斯大林血腥清洗挫折的国际共产运动,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中心,同时对抗资本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反革命。

事件当日

4月12日黎明前,随著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领导人蒋介石一声令下,上海的血腥镇压开始了。武装黑帮身穿工人服装、臂缠「工」字袖标,涌出上海租界,开始抓捕工会成员和共产党员。军队随后前来解除赤卫队——一个超过5000人的工人民兵组织——的武装。外国军队(尤其是法军)以40架战舰占据了长江,在镇压中扮演重要角色。

工人在大街上被枪毙或斩首;其规模之大令指挥者白崇禧被《时代》杂志称为「砍共产党脑袋的人」(The Hewer of Communist Heads)。报道称,有被捕的共产党员被扔进机车火炉内活活烧死。

工人茫然无措,他们的领导人曾保证说,苏联武装和训练的国民党士兵同他们的联盟牢不可破。在《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中,美国托派作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纪录道,四一二事变「所有人都预期会发生 ,除了工人自己」。

蒋介石发动政变后,逮捕、处决中共党员及同情者的行动蔓延到他统治下的所有地区,随后一年里约有30万人遇害。工会被取缔,罢工被禁止。蒋介石靠着帝国主义的撑腰,建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一党专政。起初他依靠德国,后来是美国。

中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成员从5万8千人减少到约1万人。大部分幸存的领导人逃出城市,投入后来毛泽东主张的「农民路线」。这一路线认为,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应该是革命斗争的重心,而城市工人阶级则降为配角。这种倾斜、错误的方法与党的斯大林主义化——自上而下的官僚领导和越来越民族主义的立场——紧密相关。

不断革命vs阶段革命:列宁主义vs孟什维克与斯大林主义

中国经历了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延续数千年的王朝体制垮台了,但随后的历史暴露出资产阶级无力领导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就像俄罗斯资产阶级一样,中国资产阶级登上舞台的时间比起西方列强晚的太多。因此他们自一开始就必须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的地主阶级的强烈竞争。

在列宁和托洛斯基的领导下,俄国工人将农民阶级团结在自己身后,领导了革命的胜利,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地主。他们认为,俄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紧密相连,没有能力领导反抗俄罗斯半封建的体制,所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这场革命,同时反对封建制度与资产阶级。

这就是列宁与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也是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论战的延续。孟什维克认为,工人阶级需要跟随资产阶级的领导,工人政党只能克制地担任配角,直到资本主义得到巩固——他们估计这一过程会花费数十年。这种「阶段革命论」是孟什维克派思想的基础。

而托洛斯基在《不断革命论》中对这一思想做了清晰的反驳:工人一旦夺得政权,不能停留于纯粹的资产阶级任务(重分土地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应该继续向前,实施生产资料国有化与工人民主计划经济等社会主义措施,并将革命扩展到其他国家。

最讽刺的是,自称列宁的好学生的斯大林夺权以后实行的策略,实际上就是孟什维克的「阶段革命论」。由他的盟友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共产国际将这个纲领输出给各国共产党,在西班牙、越南、印尼、智利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在中国,这些错误观念也经过共产国际顾问钦定为中共的官方政策,为了与所谓「进步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联盟而减缓工人阶级的斗争。

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

「国父」和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的一生,便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软弱性的化身。孙中山过于信任帝国主义和幕后手段。他敌视阶级斗争,视之为分裂。孙中山的观点类似于今天中港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派」。

1917年俄国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在此之前,许多知识分子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缺少一个「强力政府」,而不是将之看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产物。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列宁、托洛斯基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的思想。这些知识分子发挥了革命「酵母」的作用,在年轻的工人阶级中催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短短几年内就成长为一支群众力量。

1920年代初的几次重大斗争,例如1922年震撼全中国的史诗般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萌芽的战斗力。这些运动吸引到国民党领导人的注意。孙中山过去致力于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但一无所获,现在转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也是为了借此影响工人运动。凭借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党获得了大量军事装备和训练,并被斯大林认可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斯大林把联合国民党看作中国政策的核心。但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向中国输出共产主义革命,而是为了在苏联的东部边境扶植一个亲苏政权,从而保证苏联本身的安全。

于是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被要求融入国民党,共产国际领导人难以置信地把这叫做「党内合作」。孙中山不同意中共作为一个党加入国民党,只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而斯大林也同意了。于是,中国共产党便在政治上服从于国民党的纲领及其官僚领导。许多中共党员对此感到不安,但是共产国际的巨大威望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项政策。

托洛斯基自使至终反对中共打散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警告说这会剥夺共产党员的政治独立性。他不反对根据具体需要,例如为了对抗占据中国土地的侵略者,进行有限的合作,但是斯大林的路线相当于同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组建一个共同政党。在这个政党里共产主义者自己的声音会被淹没。而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正如托洛斯基所言,这项政策会导致接下来一段时间中共在革命的前途、纲领和策略问题上完全迷失方向。

革命浪潮

1925年5月,英军在上海射杀11名抗议的工人,引发了一场波及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的大罢工。数百万的农民加入农会,许多村庄的农会开始萌芽成为苏维埃,并组织起了武装民兵。同年中共党员从1千人剧增到2万,第二年又增加了一倍多。工会组织吸引了数百万工人加入。

资产阶级和农村地主——许多国民党军官就是他们的子弟——越来越害怕工人阶级要求缩短工时、取消许多工厂的不人道对待和农民要求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苛捐杂税等等诉求。这些矛盾在广州发生了国民党领导人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尖锐冲突。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广州工人阶级就已经建立了事实上的苏维埃,也就是「省港大罢工委员会」,事实上成为这个城市的「第二政权」。

1926年3月,蒋介石声称共产党企图绑架他 ,在广州发动政变,史称中山舰事件。尽管有数千名士兵听从共产党指挥,更不用说数十万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数千人还拥有武装,但是中共领导人因为错误的观点和方向陷入混乱,没有立即反击。最后工人赤卫队被解除武装,共产党高层和国民党的俄国顾问被捕。

蒋介石在广州建立了军事独裁,命令解散工人组织。难以置信的是,共产国际居然没有丝毫抗议。斯大林重申,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同国民党的联盟。中共没有组织工人抵抗政变,而是被要求更大的让步,包括禁止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和军队中担任高层职务,以及中共与莫斯科的所有通讯都要经过国民党总部。

更加可耻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所有关于广州政变的消息都被压了下来,因为这会让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丢脸。西方媒体关于政变的报道被斥为旨在分裂国共两党的「帝国主义谎言」。

广州的警钟

就在广州政变几天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投票接受国民党为荣誉共产党党,只有托洛斯基一票反对。托洛斯基说,蒋介石「在准备扮演刽子手,同时却希望披上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伪装——他成功了。」

由于斯大林主义机关以「党纪」为名实行言论审查,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无法第一时间知道托洛斯基的分析以及他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的斗争。

尽管如此,中共内部还是独立形成了反对斯大林路线的力量。1926年6月,中共创始人和总书记陈独秀的提议赢得多数领导人支持,他认为应该放弃自我囚禁的政策,转向党外合作。这项决定在送到莫斯科之后被拒绝了。

1927年二月,上海工人在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下起义,经过数星期的巷战后打倒了他的武装,并号召总罢工,夺取了城市主要设施如铁路和印刷厂的控制权。蒋介石的北伐军入城前,工人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胜利。

工人组织实际控制了城市,当时需要做的,是宣布成立工农政府,主张立即国有化主要企业、实施土地改革、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落实民主权利、组织苏维埃。通过建设工农兵联合苏维埃,采取特别措施争取国民党底层士兵的支持。悲惨的是,由于中共还是受制于要在「进步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所以没有采取上述的行为。蒋介石的部队顺利进城掌控了一切。而两个月后,那场血腥的镇压使上海工人与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的成果化为泡影。

中山舰事件是一年后上海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不幸的是,这次预演只让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势力做好了准备,工农群众包括其先锋队没有从广州政变汲取最重要的教训——反革命的威胁和对抗它的方法。在广州之后,共产党官方仍然继续称颂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直到一年后血腥镇压开始的那一刻,他们的幻梦才被彻底打碎。

这是一个蘸满了鲜血的教训。革命与反革命,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反面,而非孤立的历史事件或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拥有清晰纲领和领导的政党。中国革命的悲剧在于,工人被剥夺了这样的领导。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一支英勇的力量,但它还没有成长为一个战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之前,这个潜力就被斯大林强加的政策扼杀了。

拒絕失業減薪!公共衛生重於私人利益!

原文,我幫人翻譯的時候搞錯要翻的文章了所以多翻了一篇,那就發在這裡


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已成為本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健康危機。筆者撰寫本文時,已經有156個國家受到影響,超過17萬人感染,超過6500例確診死亡。其中英國36人死亡,愛爾蘭2人。這些數據都有可能會急遽上升。

各資本主義政府大多反應很慢,因為它們始終都在猶豫採取預防措施跟肺炎流行哪個比較會損害大企業的利潤。政府的猶豫不決允許了病毒加速傳播。但是,在目睹了意大利政府因為一開始猶豫導致疫情激增,最後逼迫他們實行幾乎舉國封鎖以後。現在其他國家的政府紛紛開始實施更多的政策阻止疫情傳玻。南愛爾蘭政府下令學校、大學、育兒設施和文化機構關閉到3月29日為止,同時還指示酒吧和餐館關閉兩週。

約翰遜政府拿人命賭博

現在,英國政府成為了例外,其有限的措施主要依賴人民自我隔離。英國政府的政策似乎僅僅是要減少病毒的傳播以實現「群體免疫」,也就是讓大多數人群暴露在病毒當中直到人體得到自然免疫。一份從英國公共衛生部門洩漏的報告表明,本次疫情可能會持續到2021年春季,感染80%的人口,八百萬人需要住院治療。甚至基於較低的死亡率估計,這也會導致數十萬人死亡。這突顯了保守黨草菅人命。在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地區,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病毒可以重新感染已經痊癒的人,這使得所謂群體免疫的概念變得可疑。

北愛爾蘭行政與立法機構無法達成共識──立即採取行動!

北愛爾蘭行政部門顯然被英國當局牽頭,不願採取其他地區的那種預防措施。上週四,北愛爾蘭首席部長阿琳·福斯特(Arlene Foster,港:范愛玲)和健康部長米歇爾·奧尼爾(Michelle O’Neill)發表聯合聲明,說現在還不用關閉學校。然而,奧尼爾不到24小時後便見風轉舵了,這反映了南北愛爾蘭之間路線的衝突以及來自北愛爾蘭基層的壓力越來越大。隨著皇后大學轉為線上授課,許多學校都自願關閉。愛爾蘭國家教師組織呼籲立即停課。同時,一些酒吧在聖帕特里克節關閉,但目前北愛爾蘭沒有政策要求所有酒吧關門。

在國際上,證據表明,早期的社會疏遠措施是限制病毒對人類健康影響的關鍵。 在愛爾蘭的情況下,在邊界的任何一側採取廣泛不同的措施存在明顯的矛盾。 但是,在南部,強制性關閉導致大規模裁員,要求私營部門的工人接受大幅減少的收入,而其他工人現在面臨尋找替代性托兒安排的問題。

我們不接受貧困作為代價

保守黨財政大臣瑞斯·薩納克(Rishi Sunak,港:辛偉誠)宣布向需要自我隔離的工人立即支付法定病假工資,不可以延遲四天。但是平均收入低於每週118英鎊的工人沒有這個資格。而且法定的病假工資也僅僅是每週94.25英鎊。這(以及老闆的要求)可能會逼生病的工人在應該自我隔離的情況下不得不去上班,使病毒更有可能傳播。

一些老闆會尋求大規模裁員,以捍衛自己的利潤。英國弗萊比航空的倒閉已經導致貝爾法斯特市機場失去100個崗位,而未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機場本身都處於危險之中。不穩定的行業,如酒店和零售業尤其受到威脅。阿爾斯特旅遊業協會的科林·尼爾(Colin Neil)說酒吧和餐館老闆表示願意接受長時間關閉,說他們擔心的「不是利潤」,但是同時又問:「如果我們關門,員工要吃什麼?」 這說明了這些老闆將會採取的措施。

工人一定不要為此買單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最重要的是不讓任何工人因這場危機而遭到經濟損失。在過去十年的緊縮政策中,工人階級已經受夠了苦難,而富豪們則累積了越來越多本來是我們創造的財富。英國六大首富擁有的資產相當於底層1320萬人一樣多。必須讓那些億萬富翁和大企業為這場流行病買單,而不是普通百姓。

在本次危機中,代表大約25萬工人的工會運動必須帶頭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愛爾蘭工會代表大會應立即建立機構監督政府和雇主對危機的處理,並要求採取適當的行動以維護工人的健康和經濟利益。

社會主義黨呼籲:

  • 立即行動:英國的國民醫療需要緊急投資,以確保人員和資源得到最大利用。關閉學校、大學、酒館、飯店和其他不必要的工作場所。而必要的行業工人應該享有適當的免費托兒服務。
  • 拒絕減薪:對所有被迫休假以自我隔離、照顧孩子或因停工而被迫休假的工人必須支付全薪。對於零工時合同的工人應該基於平均收入支付全薪。如果小雇主負擔不起,那應該對大企業緊急徵稅,由國家補貼工資。
  • 拒絕失業:要求除了明顯的失職以外立即暫停所有裁員。威脅破產或倒閉的公司立刻收歸公有。
  • 公衛大於私利:在可行情況下,所有工人都必須有權在家工作。不得強迫有潛在症狀或需要照料的人到工作場所。必須由工會監督,在所有工作場所提供適當的衛生、社會隔離和預防設備。

群眾抗爭撼動了玻利維亞,黎巴嫩與其他許多國家,雖然顯得各有不同,但這些事件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

By Ben Ehrenreich
November 25, 2019

原文

有什麼——或是誰——一直在敲打屋門。外面很冷,而且只會更冷,但屋內的人正披著毯子,開著電視,舒舒服服地躺在沙發上。但那敲打聲又來了:先是在前門,然後是側門,然後又是後門。也許那只是風在作怪。現在窗戶屋頂牆壁都開始敲打了——這些牆有這麼單薄嗎?這實在令人費解:為什麼一下子有這麼多人一起東敲西打?

但人們確實在敲打著,而且越來越猛。僅上週敲打聲哥倫比亞傳來:波哥大、卡利、卡塔赫納、巴兰基亚、麥德林,政府宣布宵禁、軍隊巡邏著街道;再上週是伊朗,一陣堅定的鼓點迅速傳到了一百多個城市,至今至少有一百位抗議者犧牲。誰知道會不會有更多傷亡,我們甚至不知道當地的具體情況,因為政府在抗議第二天封鎖了網絡。但即便是網絡通訊暢通的地方,情況也十分混亂:抗爭的浪潮沖過阿爾及利亞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埃及法國德國幾內亞海地宏都拉斯香港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荷蘭、西班牙、蘇丹英國津巴布威——肯定有國家被我遺漏了,而這僅僅是九月以來的例子。其中一抗爭是比較間接性、常規的種類,頂多讓交通阻塞一天。而另一些抗爭則看起來像是革命,其烈度足夠推翻政府、癱瘓整個國家。

肯定有什麼不對勁。是什麼?又為什麼是現在?過去80多天裡,抗爭傳遍了五大洲——從富裕的倫敦香港到挨餓的德古西加巴和喀土木。這些抗爭的地理位置、訴求與參與者五花八門,我至今沒看到有嚴肅的文章試圖把它們用一個共同的框架來理解。(紐約時報有篇把部分抗爭原因總結為「民生需求」的社論,我覺得它引用階級分析概念的程度還沒到主流大報編輯室能夠忍受的極限。)

從表面上來看,這些抗爭看似都是彼此獨立的。伊朗的抗爭起因自政府把油價提高50%,德國法國與荷蘭的農夫癱瘓高速公路是為了抗議環保規定。香港從六月開始的抗爭起因自一個把犯人遣送中國的法案。智利的抗爭來自於地鐵價錢上漲。印尼的抗爭起因自於刑法修法。黎巴嫩的抗爭是因為政府宣布要給汽油到WhatsApp通訊徵稅。

部分的抗爭是由工會跟正式的反對黨組織的,但許多的運動是平行無領導的形式(香港人引用李小龍把這叫做 Be water)。這些運動沒有共通的革命意識形態,沒有衝在前面的先鋒黨。要用整個20世紀把世界分裂開來的左右光譜來分析有點力不從心。右翼跟美國政府給香港、伊朗、玻利維亞的民主運動聲援(至少在玻利維亞軍警發動政變推翻莫拉雷斯政府之前),但對其他的抗議不是謾罵就是假裝沒看到。左翼中的教條主義者在香港與伊朗抗議中嗅到了帝國主義干涉的味道,但對世界上其他的運動都表以支持。

如果你可以撥開催淚瓦斯,那藏在裡面的一些共通點就會開始明顯起來。智利抗議地鐵費漲價 3% 的人民不僅僅是為了「民生需求」(雖然這個漲價會讓交通費吃掉通勤上班族將近21%的薪水),同時也是因為他們受夠了緊縮政策、低薪高工時與債務,恨透了有錢人的貪婪與短視,寧願燒盡一切也要向那些權貴復仇。智利的億萬富翁總統皮涅拉在宣布全國戒嚴並派軍隊掃街後,在電視上向公民們提醒說智利是個「穩定的民主國家」而且經濟也發展得很好,是混亂的南美大陸中的一塊「綠洲」。《經濟學人》不情願地承認,「智利人民並不喜歡那些提高經濟數據的政策」。

在同一個大合唱的另一個角落,埃及警察剛在九月鎮壓了幾千名抗爭者。埃及經濟部長嘆道「埃及老百姓沒有享受到經濟改革的好處」。事實上IMF要求埃及政府實行的經濟方針反而引起了60%以上的通貨膨脹,讓幾百萬人陷入窮困。而這居然是被摩根大通分析師說是「中東改革的模範?」

經濟菁英與平民之間認知的差距普遍存在並根源自一個很深刻的問題:過去數十年所有這些發生群眾抗爭的國家,以及大部分其他的國家,都實行著同一個經濟模型:那些家世顯赫的少數人舉杯慶賀的「經濟成長」都是以成千上萬人的貧困為代價,流入歐美銀行的現金流滾滾如下水道排入江河。智利是這個模式的著名白老鼠。皮諾切特將軍的行刑隊與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一同創造了所謂的「經濟奇蹟」,但感受到好處的如果不是幸運或無恥之徒那大概就是在裝瞎。如果玻利維亞的群眾運動無法扭轉十一月十日的政變,那玻利維亞可能會走上相似的命運。

很多人都喜歡講「新自由主義」,但這個詞本來的詞義指的是一個全球可行的,維持當前極度的權力不平等的方法。微觀的新自由主義是市政的懶政:例如紐約公共交通系統缺少經費更新設備同時卻似乎有無限的經費來抓逃車費的少數民族;而天上,百萬富翁們乘著直升飛機從一個摩天樓直接飛到另一個摩天樓。宏觀的新自由主義則囊括整個星球,各國權貴們與跨國大企業、金融大鱷們勾結起來壓低工資,把大部分財富圈在一個小圈子裡。

千禧年初充沛的中國資本與高升的原物料如油價、天然氣、礦物與農產品等使得窮國有空間週轉。有段時間內,窮國們可以不用跟IMF借錢,也就不用遭受那些名為「
改革」陷阱條款,這些條款以「自由化」之名強迫窮國政府縮減預算榨乾公有領域資源,把國有財產變賣給私人,還要放鬆勞工保護法律等等。在拉丁美洲,一系列左翼政府上台,著實改善了貧窮與貧富差距問題。但製造業景氣在十年後終於沒了勢頭,中國經濟減慢,IMF在無人問津了幾年以後又重操它人見人厭老本行了。

各國菁英當然求之不得為了發財犧牲自己國家的勞工。厄瓜多總統列寧莫雷諾在今年三月與IMF達成協議借款42億美元,然後在十月份他依約調降公務員的薪水並取消了通勤油費津貼,導致柴油價格翻倍,幾千名主要是原住民的厄瓜多爾人民上街抗議(莫雷諾很快逃離首都並同意放棄緊縮政策)。黎巴嫩薩德·哈里里總理為了滿足來自外國110億的借款條件,宣布了一攬子消費稅——汽油、菸草、用網絡服務打電話都成了徵稅目標。在延續12天將近黎巴嫩全國4分之一人口的人民上街抗議以後,哈里里下台,但抗議依舊強勁。

同樣的情形甚至在IMF與世界銀行觸角之外的國家都依樣發生。伊朗雖然遭受長達四十年之久的經濟封鎖,但也同樣採取了一系列緊縮政策。就算這些「萬靈丹」對經濟毫無改善,至少它們把經濟封鎖的傷害從伊朗的權貴們身上轉移到平民身上。至少,直到人民受夠了為止。

尊嚴是個有趣的東西:一旦有了尊嚴,你就更難放棄。幾乎所有地方的抗議訴求都超越了其觸發點。香港的抗議者們很快決定撤回送中法案遠遠不夠,還要真普選。(香港立法會一半的席次是由所謂「功能界別」如銀行家、工廠主、地產開發商等決定。其結果是香港高居全世界之首的貧富差距與房價。)智利抗議者們的抗議訴求從地鐵票價擴展到了取消皮諾切憲法,而目前看來這兩個目標都有實現的希望,皮涅拉已經承諾會撤回漲價並修改憲法。黎巴嫩的抗爭者們正在辯論這算不算是一場革命。(貝魯特、香港、智利這些私有化最徹底的地方首先爆發衝突並不令人意外)。

蘇丹獨裁者奧馬爾·巴席爾照國際貸款人(這是紐約時報的委婉說法)的意見取消了麵粉與汽油的補助款,接下來的抗議推翻了他的30年統治,並且還在繼續。海地的摩依士總統也一樣。他一年前為了討好IMF讓汽油漲價,於是要求他下台的抗議爆發持續至今。

我們很難不注意到在海地、厄瓜多爾、津巴布威等十幾個國家的抗爭都是來自油價。許多證據顯示我們必須立即脫離對石化能源的依賴,否則人類文明將會消失在地球上。但是即便這些國家的窮人都廣受氣候暖化之苦,政府推動的提升油價目的都不是為了節能減碳。其原因通常是IMF把借款綑綁消減能源補貼,另一個目的是利用能源稅來填補政府欠款的缺口:這都是讓平民來給貪官掏空公共財富買單的藉口。

在帝國體制的另一邊,富有的歐洲國家也經歷了氣候政策引發的抗議——有些地方是因為環境政策太少如英國,有些地方則是因為環境政策的負擔不公平,例如荷蘭與德國的農民因為政府限制殺蟲劑與氮排放而用拖拉機阻塞高速公路,還有法國政府一邊開徵燃料稅另一邊卻給富人減稅的措施也導致了將近一年的黃衫抗議。

在新自由主義的兩頭,我們都能得到清楚的教訓。第一,任何對抗氣候危機的政策如果不同時照顧全世界絕大多數人的基本需求那必定悲慘地失敗。第二,這些人的基本需求不僅包括食物、衛生、房屋,同時還必須包括人的尊嚴以及團結,而這些都是現有體制無所不用其極要破壞的。

新聞媒體對這麼多的抗爭幾乎都隻字不提,難道不是很奇怪嗎?早幾個月前,小說家 Dominique Eddé 寫道,黎巴嫩的抗爭「就好像是成千上百單獨的人經歷了漫長的冬眠之後,突然同時發現,他們不是一個人」。只要我們看向遠處,我們就會看到全世界的人們正在醒來,每個人都正睜開惺忪的睡眼,往左右看去,然後看到其他人也正回望我們。